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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避孕套困局”谈开去

从“避孕套困局”谈开去
 
    　据《新京报》报道，北京警方在严打黄嫖赌的“夜鹰行动”中，竟遇到这样一件离奇的事，一个洗浴中心，在外放风的老板发现警察后竟然大喊：“藏好避孕套，来不及就吃掉。”这则不起眼的新闻凸显了这样一对矛盾：一方面，避孕套是公安机关认定卖淫嫖娼的重要证据，为了不让公安机关找到证据，进而逃避惩罚，卖淫嫖娼者可能会尽量不使用或少使用避孕套；而另一方面，为了预防和阻断艾滋病的传播，政府又支持在高危人群中推广使用避孕套，一些城市还启动了娱乐场所“100％使用避孕套”项目。对这一对矛盾，有人将其称之为“避孕套困局”。
      笔者认为，为了解开这一困局，必须首先考察立法的目的。在我国，卖淫嫖娼被纳入法律惩处的对象，其最主要的目的有两个，一是预防和阻断性病传播，维护人们的生命健康和安全，二是维护妇女合法权益。除这两个目的外，打击卖淫嫖娼还有另外一个目的，就是净化社会风气。不过这个目的只是次要目的，国家之所以严厉打击卖淫嫖娼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卖淫嫖娼本身的社会危害性（传播性病，损害妇女身心健康），而不是净化社会风气。“包二奶”、“一夜情”也有伤社会风化，国家法律却不将其纳入惩处对象（“包二奶”构成重婚的除外），其最主要的原因也是考虑到其危害性远不及卖淫嫖娼。弄清了这一点，我们在处理“避孕套困局”时就有了立足点。

      按照现代法学理念，生命权高于一切。当前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总人数已增长到近100万，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，且艾滋病正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迅速蔓延扩散。而卖淫嫖娼又屡禁不绝（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，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禁绝），按照“两害相权取其轻”的法学原理，在娱乐场所推广100%使用避孕套已经成为政府的必然选择，公安机关打击卖淫嫖娼应服从这一选择。在这一方面，笔者赞同全国政协委员陈凌孚的建议，即对卖淫嫖娼行为中使用避孕套者减轻处罚。倘若正在制订中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法》采纳了该建议，出于避重就轻的利益考量，卖淫嫖娼者就会尽量使用避孕套，从而使卖淫嫖娼行为对社会的危害降到最低。这与打击卖淫嫖娼的立法目的（预防和阻断性病传播）也是一致的。当卖淫嫖娼者拿出避孕套请求减轻或免除处罚时，公安机关又可以把避孕套作为认定卖淫嫖娼的重要证据，从而一举两得。

      如前文所述，打击卖淫嫖娼的另一重要目的是维护妇女合法权益。基于这一目的，瑞典的一些做法值得我国借鉴。据我国学者史彤彪介绍，在经过长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1999年，瑞典出台了一部关于卖淫嫖娼的法律。这部法律很有特色，其特点是：只惩罚购买性服务的人，不惩罚出售性服务的人。瑞典当局解释说：“在瑞典，卖淫嫖娼被认为是男子对妇女、女童实施的一种暴力行为和剥削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……在男性以嫖娼方式购买和剥削女性的行为存在的情况下，性别平等是无法实现的。”这说明瑞典政府看待卖淫的眼光已经从男性视角转移到了女性视角，他们将妓女作为男性强制暴力的受害者和需要帮助的弱者。据悉，这部法律的实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，从事色情行业的女子大幅减少，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妓女减少了2/3，嫖客则减少了80％。“瑞典模式”的成功已经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关注。而在我国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第三十条的规定，卖淫者和嫖娼者均“处十五日以下拘留、警告、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，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”，没有体现出男女区别对待，没有将妓女视为男性强制暴力的受害者和需要帮助的弱者，这显然不利于对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。故很有必要借鉴瑞典模式。

    综上所述，笔者就正在制订中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法》有关打击卖淫嫖娼的规定提出如下建议：对男性嫖客在嫖娼时不使用避孕套的，依法从重处罚；男性嫖客在嫖娼时使用避孕套的，依法予以减轻处罚。对女性卖淫者应当参照男性嫖娼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女性卖淫者在卖淫时使用避孕套的，可以免除处罚。对长期卖淫屡教不改的女性卖淫者，因其主观恶性较深，危害较大,其在卖淫时不使用避孕套的，应参照男性嫖客在嫖娼时不使用避孕套的规定，依法从重处罚；其在卖淫时使用避孕套的，应参照男性嫖客在嫖娼时使用避孕套的规定，依法予以减轻处罚。这样，即惩罚了卖淫嫖娼者，又推广了避孕套的使用，能够有效预防和阻断性病传播，有利于维护人们生命健康和妇女合法权益